“不能让戴尔生气”，是哪些官员提出的要求？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笔者在新闻报道中得知，作为利税大户，戴尔公司在厦门的地位非同一般；此前，戴尔有意将总部迁至上海，厦门市政府则多方挽留。这些信息难免给人以联想。假如劳动部门对这起死亡鉴定的结论不能让戴尔满意，甚至让戴尔生气，也许戴尔会因此为借口离开厦门，厦门会因此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甚至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戴尔生气，后果如此严重，当然要慎重，要妥善处理。

笔者不清楚劳动部门是如何领会“不能让戴尔生气”这个要求的，但整个劳动仲裁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却耐人寻味。例如，郑杰之死鉴定的适用法规问题，是郑家与劳动部门的最大争议点。郑杰死于2003年10月18日，如果适用当时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如果适用2004年1月1日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就难以认定为工伤。类似的争议还有很多，比如病因与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的关系，“突发疾病”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当地劳动部门对这些争议，或以没有先例来回避，或以其他理由搪塞，甚至一些说法明显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相矛盾。如此，郑家能不对当地劳动部门的倾向性表示怀疑吗？

还有，劳动强度大、加班加点，是戴尔的家常便饭；职工死亡，看不到戴尔的悲痛，听到的却是“我公司招收培训郑杰的目的已经落空，损失最大”；厦门劳动局就郑杰问题展开调查时，被戴尔拒之门外。可见，戴尔没把《劳动法》当回事，也没拿员工生命当回事，更不把执法部门放在眼中。执法部门呢？被拒之门外却称“是配合的”，对企业违反劳动法行为视而不见。面对年轻生命突然逝去的悲剧，面对戴尔的强硬态度，笔者不禁要问：劳动部门究竟在严格依法行政还在讨外方欢心？

无庸讳言，“外企不生气”一旦成了劳动仲裁的标准，法律就会被亵渎，社会公正也必然遭到破坏，广大职工的权益也就难以保障，其杀伤力十分巨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非法、非分要求？表面看是从当地经济发展出发，但为了发展就可以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就可以漠视职工生命？显然，这不符合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