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家龙的性格，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经济转型的中国对一个民营企业家性格塑造的结果，也许是一个能让企业存活17年的民企老板的睿智选择。
“能从改革开放活到现在的民企老板都不是简单人”，湖北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感慨地说。从他总是笑眯眯的脸上,从他略带委曲求全的话语中，你很难看出他是一家拥有60多亿元资产、两家上市公司和近万名职工的集团企业的创办者。龚家龙的性格，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经济转型的中国对一个民营企业家性格塑造的结果，也许是一个能让企业存活17年、“不简单”的民企老板的睿智选择。
从钻井工到董事长
龚家龙的创业历程和时代背景高度相关。聪明让他看到际遇，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也挫折了他的才能。
由于地质学家李四光认定湖北江汉平原有油田，1971年，年仅17岁的龚家龙就参加了石油大会战，成为一名钻井工。年轻的龚家龙由于精于钻研，工作拼命，得到领导赏识，被派去学习汽车修理技术。一年后，他已能在一天内把一辆拆散的解放牌汽车全部装上。正是具备这种技术才能，所以当湖北荆州轻纺工业局组建车队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的他，被调去负责汽车的维修和调度，最后出任五十辆车队的队长。龚家龙说，这是他从技术型人才向经营性人才转折的人生拐点。在车队，他发现了自己的经营头脑，启动了人生的第一次运营。
1980年前后，湖南常德卷烟厂的香烟很有名，但奇货可居，凭借烟票都难于买到。龚家龙听车队跑运输的司机说起常德卷烟厂烟叶不足，而湖北襄樊烟草公司可提供烟叶，于是，他从襄樊烟草公司购买烟叶，拿到常德卷烟厂加工，换回常德卷烟厂的香烟，给荆州轻纺局销售。二年的时间，龚家龙为局里赚回几百万创收，但他当时的工资仍然仅是每月51块钱。这使龚家龙认识到做买卖赚钱太容易了，由此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和方向。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遭到了来自社会和历史的第一次打击。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龚家龙不得不停止了这种“投机倒把”，并因一千七百元钱的费用遭到了长达一年时间的严厉审查。
龚家龙的经商才能还是得到了轻纺局的认可。1985年，轻纺局成立轻工产品经销公司，龚家龙被聘为经理。他用美元的外汇配额进口钢板、化工原料、三夹板供应给荆州物资局所属的洗衣机厂、电冰箱厂和纺织厂。“实际上，为何当时彩电、冰箱都要凭票购买？甚至拿到票都要花很大价钱？就是因为原材料短缺。而当时我做的就是想尽各种办法为荆州的轻工纺织企业提供最急需的原材料。”
1988年，龚家龙羽翼丰满，准备大干一场，注册成立了湖北省荆州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历史际遇再次垂青于他，那一年，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通货膨胀年”，百姓见什么买什么，疯狂囤积生活用品；而厂家则是无论生产什么都能买得出去，大批购进原材料。所以龚家龙这个“生产生活资料产品经销公司”开张就赚了个盆满钵满。“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时候彩电紧张，我用外汇到厦门搞到一千台飞利浦彩电和三千台的日立彩电，一台彩电最少赚七百。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的物品一天一个价。”凭借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以及自己多年的经验、才能和积累的人脉，龚家龙在1988、89两年时间，赚了近千万资产。不过，不管他的财富有多少，他的公司在当时都被称为“皮包公司”，是受审查、打击和歧视的主要对象，他的自尊心和才能都不允许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于是，1989年他决定办实体企业，收购了两个石油液化气库，成立“海南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荆州储运站”，迈出了成为今日石油业“大鳄”最关键性的一步。
纠缠不清的政企联姻
从龚家龙注册自己的公司那天起，“民营”和“国营”，企业家和政府之间就陷入了一场难分难解的纠结。1988年的时候，大部分私营公司都挂靠在国企或是事业单位下运营，龚家龙的公司挂靠在荆州经济协作办公室下面。在当时仅有的两种企业性质“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之中，他选择了全民所有制。
现在回头看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不是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天发集团根本不可能在96年上市(1993年龚家龙把公司改建为“湖北天发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政策规定，凡92年国家体改委《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前纳入股份制改造试点范围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均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对待，相关企业都可以上市。由于1989年建石油液化气库时带有集资性质，龚家龙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争取入围。而入围的先决条件是龚家龙的公司必须拥有国有股。龚家龙通过运作，将天发集团的631万股划给荆州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并向政府承诺：只要天发集团上市，他会投资把荆州建成全国最好的农业基地。湖北省盛产菜籽，是全国油菜产出大省，但是当时湖北省并没有农业的自主品牌，没有成规模的农产品加工厂，用的面粉、食用油全部来自广东。政府渴盼本地龙头加工企业的诞生。为了让政府放心，龚家龙知道空有决心和承诺肯定是不行的，他立刻投产做农产品加工。1996年，只拥有两个加油站、6000多万元资产的天发股份(000670)上市。
得到了利益，就要尽义务。龚家龙得到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基本相同。好企业上了市，就要带动坏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龚家龙一口气把湖北的十五家国企收到旗下。这十五家企业包括七家造纸厂，两家木材公司，一家畜牧良种场，一家金属材料公司，一家化轻公司，一家化建公司，一家物业发展公司以及“著名”的活力28。1996年龚家龙只有二百七十名员工，而98年年底，职工总数激增到两万。
这种收购的代价是：国企、民企产权纠缠不清，到底是政府说的算，还是企业管理者说的算？----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未彻底解决，并且成了制约天发集团发展的痼疾。
活力28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活力28，沙市日化”这句广告全国家喻户晓，1995年集团全年销售洗衣粉近10万吨，浓缩洗衣粉市场占有率达到全国的80%。但至2000年，由于决策失误，活力28已深陷困境，企业的银行债务达2亿多元，累计亏损5亿元。在活力28职工不知情、天发集团不情愿的情况下，荆州市政府将活力28集团公司“划转”给天发集团管理。这场拉郎配的结果是，1000多名职工对活力28的改制、管理以及职工“三金”的安置不服，不断上访告状，职工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2004年10月，荆州市政府一位副市长主持召开了由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天发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和活力28集团职工参加的座谈会，探讨企业的前途问题。根据座谈会达成的协议，市政府开始考虑让活力28集团脱离天发集团。现在，天发集团和政府仍未达成最终协议。龚家龙认为，天发是以承担债务的方式兼并活力28的，如果政府要收回活力28，至少应该把资产与债务一同带走。
现在,龚家龙提起这些事,总是感慨难尽。他说：“刚开始我想政府支持你上市了，我也要为政府做贡献；后来一看不对劲，这两万职工身份没有转换，我要安置养老和就业，并且他们根深蒂固的国企观念很难转变。”龚家龙估算，天发为兼并企业而承担债务、进行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的资金费用为22亿元人民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澄教授指出，天发事件的教训是惨痛的。在天发形势大好的时候，政府将把天发作为当地国企改制和企业脱困的主要渠道，把大量企业“给了”天发，实践证明这些企业不但没有被救活，还拖垮了天发。
资本运作受阻
龚家龙绝对是一个很有资本运作头脑的人，他从内心深处渴望大手笔、大资金的运作。荆州早期以农业生产为主，龚家龙见证了大部分荆州企业因为缺钱而进行马拉松式的建设，没等建成企业就已破产的历史。成立实体公司以后，龚家龙树立了一个决心：上就上个大项目，干就干个大产业，当就当个大股东！这个决心一直持续至今。
1992年，在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时，他看到深圳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很火，就决定也发行内部股票，算得上是全国敢吃螃蟹的第一批人。龚家龙首先发动亲友购买天发的股票，然后动员每个职工买，然后再让职工带动其他的人投资购买。他反复强调深圳股票暴富的案例，并承诺：“一旦拥有天发，暴富不是神话”。龚家龙说，当时外地人通宵排队来买天发的股票，使他一下筹到几千万的资金，为气库的配套建设奠定了基石。龚家龙还有一个得意之作。1997年，龚家龙凭借他的农业生产基地，为三峡工程提供服务，供应几十万人的米、面粉、油、肉等，然后据此申请一只三峡基金，立即发行。龚家龙用募集到的4.86亿资金再加上银行贷款投资，二年内建成四个至今仍是全国单厂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工厂：三十万吨油脂加工厂，十万吨的面粉加工厂场，东南亚最大的大米加工厂，十八万吨的饲料加工厂。
但是，从2001年起龚家龙的资本运作就不再顺风顺水了。2001年3月，天发股份实施了2000年度配股计划，实际募集资金3.97亿元。但是配股项目的投入没有并给天发股份带来预期的利润增长，公司在2001年反而出现业绩大幅下滑，当年公司仅实现净利润223.43万元，比2000年的5236.1万元下降95.73%，2002年上半年干脆变为2549.1万元的巨额亏损。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8月28日进入天发进行稽查，天发石油(资讯 行情 论坛)(000670)由于2000年度、2001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配股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信息披露不符，隐瞒重大事项等违规行为遭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2003年，公司因将未到账的财政补贴计入利润表，同时未及时披露会计差错而受到证监会的公开谴责。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市红门路支行于2004年10月将天发集团告上湖北省最高法院，要其归还拖欠贷款。湖北省高院做出的判决是：要求天发偿还工行借款本金1.49亿元贷款及其相应利息。由于还款能力受到严重质疑，天发在各个银行续贷都受到了阻碍。现在的天发，竟然到了连收购农民的油菜籽的钱，都难以悉数支付，天发的资金链濒临断裂。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天发集团是一个现在拥有63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贷款余额是22亿元；天发集团的失误主要因为：扩张过快，热衷于频繁上项目，力争大上、快上、多上项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天发石油先后投资3.8亿元、4.2亿元新建宜昌三峡万吨油气库、武汉阳逻万吨油气库。但由于受国家政策调控和流动资金不足，两座大型油气库未能发挥规模效益。这份材料还指出，天发管理落后，也是当前经营困境的重要原因。
谁之过？
龚家龙把目前天龙集团的困境归结于企业的行业和信贷政策的不完善、历史包袱过重以及产权的不明晰。
天发集团下的天颐科技(资讯 行情 论坛)(600703)有120万吨油菜籽的年加工能力，它与湖北六百万户农民签订了油菜籽收购协议。这种资金运作的季节性很强，如果五、六、七三个月内不能完成收购，天颐科技就会一年缺生产原料。所以，它需要在短期内汇集35亿元收购资金。然而，目前只有国有粮食仓储企业有能力汇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天发集团只能闲置其加工设备，“有心杀敌，无力回天”，龚家龙说：“从工厂开工第一天我就到处呼吁，去年我得到了三个总理的批示，农业部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做出特殊申请，希望解决天发集团的农业资金问题，并且银行也来调查了，但是问题解决起来没那么快。”
龚家龙没有等到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政府已经把天颐科技作为国有资产收回。这让龚家龙很痛心。“当初是我用天发的资产兼并的，又费尽心血做起来，现在政府说收回就收回，企业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天发来说，每换一届政府领导人，就对企业的产权重新界定一番，产权上的不明晰让企业家怎么干企业呢？”
就天发石油这一块来说，由于政策因素，成品油供应受制于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天发只能凭指标分配从两大公司的下属销售公司即湖北石油公司获得成品油指标，或通过非正规渠道高价从油贩子手里采购成品油。1998年，政府开始成品油流通市场清理整顿，天发石油的成品油批发零售资格被强制取消。因此，天发集团的100多座加油站和三大气库被迫闲置，并且，还要承担大量的资产折旧和设备维护费用。
尽管客观环境的确不尽人意，但龚家龙自己也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虽然政府将经营不善的国企压给龚家龙和他的天发集团，但这暗合了龚家龙做大的渴望和野心，只是他没料到，面对历史和社会环境，困难是如此难以解决，麻烦会如此之大，拖延时间会如此之久。另外，急速扩张的心态使得龚家龙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不该动用大量的短期流动资金去做固定资产投资。
在笔者看来，龚家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善于把握历史提供的际遇，善于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不然天发不会成为国内惟一同时具备三块牌照(成品油零售和批发商、原油进出口等经营牌照)的民企石油企业，善于打政策的擦边球，善于战略运营，但龚家龙自己也承认，“在管理方面我是‘老好人’性格，发生了事情，我总是心软，总是下不为例。而工厂管理就是要狠，要严格地进行业绩管理，规章制度要铁面无私地执行——这个我做不到。”。
龚家龙认为天发集团已经走出低谷。他拿出湖北荆州市政府给工商银行的申请证明给笔者看。在申请中，荆州政府肯定了天发集团的资质，希望银行能够从社会稳定、经济稳定以及天发集团的能力出发，调整天发贷款的结构，将短期贷款转为中长期贷款，并将部分历史债务打入“坏账打包处理”范围。龚家龙还打算引入战略投资者以解资金的燃眉之急。
向王永庆学习，再干三十年！
近期，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又加印了一套名片：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会长。2004年3月至今，龚家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将全国200多家企业联合在商会旗下，涵盖了石油行业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现在，中国民间石油企业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全国目前有8万多座加油站，中石油、中石化有4万多座，剩下的一半在民企手上。龚家龙的愿望是：第一，经过商会的联合，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搭建一个民营油企与政府对话的平台；第二，达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话和联合，共同开发国内及海外的油气资源；第三，实现民企与国际的接轨，把民营油企的影响力做大。为了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业，龚家龙半年来都很少在凌晨1点前睡过觉。
在龚家龙的办公室里，放的书不多，除了专业书籍，以下几本或许能透露一些龚家龙内心的想法和爱好：《中国企业纳斯达克上市实战宝典》、《犹太十杰》、《靠什么成为第一》和一套优秀建筑作品图集。
当笔者问及龚家龙有什么生活喜好，比如高尔夫、游泳、旅游时，龚家龙呈现十分为难的样子。“真的没有”，他说，“最大的乐趣也就是在京城俱乐部里与各式顶尖人物交谈，和什么样的人接触，就有什么样的眼光。我还走遍了世界顶尖的石油企业，学习他们的模式运作。我必须站在视野的最高处。近几年来，我三次见到了王永庆，他给我了很大的激励。当时，我对他说，我已经五十了，也快干不动了。但87岁的王永庆说，他在85岁又建了一个总投资为1000多亿人民币的六轻石化项目，目前又在投资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我想，如果我也干到和他一样年纪，不知能干出多大的事业来！比起王永庆，我再干三十年，也才八十岁，还很年轻。即使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也没关系，能力已经在我身上，我能干多少事啊，多少事在等着我做啊！”
“高尔夫等我八十岁的时候再打吧。”龚家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