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

“崇圣”就是崇拜圣人，“圣人”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且爱屋及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自在崇拜之列，甚至包括那些势大主流的思想学说，比如时行的“全盘西化”论者。中国人虽少宗教，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思想认识层面的表现，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实际变化迅猛异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历史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

中国文化及由之造成中国人思维定势的另一个特点是狭私性。“崇圣”揭示出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往往脱开实际的思维缺陷，其实，中国人在抉择现实时，却又很入世，或者说，很势利，牟取一种狭隘私利的思维倾向很强，这当然也是由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这与那种崇奉赎罪、献身（即便是宗教），关怀人类最终精神追求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必须指出，过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中国文化史上反抗狭私性倾向最强烈、最有效的崭新文化现象，她对增扩中国人思维境界的作用是空前的。但是，这种新文化由于缺乏生根的基础，自始至终都受到传统文化无孔不入的诋毁、侵袭，再加上自身也缺少一些必须的理论（体系）内涵，缺少精英示范的社会性实践，缺少与之适应的先进政治的提引，缺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比照优势，等等，终于变得日渐式微。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一种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追求，总是纠缠着维护人际间的等级道德关系，象“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主要关系上，就有“忠、孝、仁、义、尊”等单方面苛刻要求的道德观，这种道德的实践，必然贯彻违悖人性的“灭人欲”思想，肇成“吃人”怪象。为了松解一下人际间这种“吃”与“被吃”的矛盾，避免人们本能力量的聚集爆发（动乱），增加一些人摆脱“被吃”的地位、甚至进入到“吃”的地位的希望，传统文化进而赋予了很多“利诱”的内容。如为长生活命，道教则行修身养性炼丹；为晋升现世的等级，正统文化则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的引导。即使是民俗文化，也没负其被统属的使命，表征了“狭私”的价值指向，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

“崇圣”与“狭私”是中国人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两个侧面或两个轮子，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治者崇圣，为着稳固自己正统江山的狭私；一般人崇圣，也有意于拉大旗作虎皮，目的还是狭私。反之亦然，中国人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又必须崇圣，如果你没有这点在意，没有这点功夫，你敢越雷池一步，你还不那么老辣，你少则被众人“真的不好理解”，重则被视为异己，那你就真难过活，还敢遑论成功嘿？当然，崇圣也好，狭私也好，都是深藏中国人头脑中的“既定路径”，习惯成自然，这一切都会是那么的不经意，一切都会是那么的见怪不怪，冥冥之中，是带给中国人无尽的愚昧和落后。就拿“造假”来看吧，提起来，人人都深恶痛绝，但说下去，哪个人也会理解。“大跃进”造的高产卫星是假，“文革”戴的高帽子是假，而今天的假数字、假牌子、假产品等又何处不在？林彪一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怕是道出了个中原委的，他的大事就是个人的狭隘私利。但是，“造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林彪因狭私而“宝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地假，他得到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私利，其造假、获私怕都无与比项，但最终于己于人于国又有何益？！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普遍造假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的丧失，造成普遍的不经济现象（1、思维不经济。说的想的不一样，为了更好掩盖真实目的，又要想法说得更合理，大脑在为做“两面人”费尽心机，必然不经济；2、交往不经济。同理，听人家的话，也要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又要揣摩其心思，何不白费精力，当然也不会经济。3、决策不经济。虚假伪善风气源远流长，在社会巨变、管理不善时尤劣，必然对决策工作的甄别假信息带来更多无谓消耗；加上决策者自身往往也缺乏求真求实的秉性，因此很难产生经济的决策。4、企业不经济。现代企业的竞争尤同敌手决战。诸葛亮那种对敌的“聪明”自然被很多中国企业奉为“圭臬”，哪知道，那正是丧失诚信的思想基础。比如当前“三角债”、“假冒伪劣”盛行，企业还有什么经济呢），也将无法建成高效的市场经济。还需进一步明确，中国人的这种狭私与市场经济提倡的“私”并不完全等同，两者虽然都以牟取个人私利为出发点，但手段和效果均有差异，前者往往采取合理（风俗）或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甚至不择手段，得到害人害国最终害己的效果；后者采取的手段必须合法，得到益己益国最终也益人的效果。

中国人崇圣、狭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系统性的客观存在，它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大面积的改观，认清这个特点，对我们正确地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是有帮助的（容另文分析）。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毕竟不是铁板一块，思维的个体能动性质和群体攀摹性质都迫切要求我们研究清楚这个课题，特别是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怎么改”的问题。对此，我暂谈谈自己的初步想法（结成三句话），供同仁们批评。

1、认识要清。主要搞清楚六个问题：一、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二、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在哪里？三、它是怎么形成的？四、它对个人、他人和社会造成哪些危害？五、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客观性，并由之造成中国人有哪些特点？六、改进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重点要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重点，尤其是扭转崇圣思维方式时更应该去刻意地多想想实际，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我们对一切理论、观点、概念，包括那些已成定论的、那些风行于世的、那些貌似高深的以及自我积累形成的，都要抱着科学的怀疑精神，都要有一股冲破桎梏的锐劲。尤其对那种自己比较信服的理论，更要警惕被其束缚，注意经常拿新鲜的实际情况去对照检查一下，自己的思考、说话、写作，也应尽量避免引用其现成的观点思想。要时时、事事、处处注意锻炼自己从实际中抽象观点思想，或用实际来检验各种思想观点的能力，让思维方式逐步走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3、方法要新。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提出改进要求可能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因此工作方法也应求新。这里结合个人经验，谈一下“围绕目的思维”的新方法。“围绕目的思维”实质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它将事物各个可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预先进行评估、权衡，从中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变化状态（结果）作为选择标准，继而确定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依据。我体会，“围绕目的思维”可对很多（一切？）事物，包括大到国家的发展进步、小到个人的生存生活都进行高深度的理性思考，既能把那些纠缠不清的大理论问题明晰化、简洁化，又能把流弊丛生的日常琐事条理化、有益化，使沉重艰深的思维转换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便捷和实惠。

大的方面比如改革，崇圣性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在头脑中总预存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条条框框，那包括各种理论、观点、经验乃至人家的做法等现成的东西，让它们充斥了大脑，反而疏忽了对实际问题的艰难的研究工作（找到适合指导中国改革的“新理论”），一味地将它们看作是改革“必须”的途径，终究则是“忘了”改革的“目的”，成了为改革而改革——这种现状实在太多！目的性思维则要时刻清楚和牢记改革的目的。首先要把改革的浅层目的到深层目的逐步一一搞个清清楚楚，按照浅层服从深层的原则确立考虑的优先顺序，然后再围绕目的来研究实际思考问题，围绕目的来借鉴那些现成的东西，围绕目的来采取系统“可行”的办法。如在政治民主改革方面的目的体系可列为：普选、多党制、增强人民民主素质、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制约公权、国家发展更好、社会稳定、效率提高、人民幸福等。显然，如果浅层目的可能损害深层目的，理性就必然选择后者。在这里，人民幸福、效率提高等是最深最终的目的，一切都应服从服务于它。……笔者对这个复杂系统整合思考后，所选择的“关键”是科学制约公权——通过改革党内体制，先把党内的体制性民主创建起来！

小的方面就讲打牌吧，狭私性思维没有正确目的，表现为要赢钱，因此造成了一种紧张累，赢了喜得睡不着，输了气得睡不着；赢得朋友断腿没人玩闷得慌，输得自己断腿又去找钱还忙累。而按照“围绕目的思维”来看，赢钱不能成为打牌的目的（因为输赢概率相等），打牌的目的依次应是消遣、娱乐、社交、友谊、获信（息）等，抱着这样的目的打牌，所谓“小赌怡情”，其作派就会大不同于狭私思维者，其结果不仅会有益于个人，也会有益于他人以及周围的社会，这其中自然又包含着更远大一些的目的了。